五年五换董事长 中荷人寿怎么了？

时隔九个月，王健担任中荷人寿董事长的任职资格获大连银保监局核准。资料显示，王健现任北京银行副行长，在加入北京银行前，曾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从事信息技术工作。

而这已经是2016年以来，中荷人寿迎来的第五位董事长。虽然近几年保险业高层人事变动频繁，但五年时间五次换董事长却并不多见。作为一家成立已有19年历史的合资寿险公司，在银保渠道的加持之下，中荷人寿的发展却并不如意。

五年五换董事长

资料显示，中荷人寿是我国加入WTO后首批获准成立的中外合资寿险公司，其前身是2002年成立的首创安泰人寿，原始股东是首创集团和荷兰ING集团。

2010年6月，北京银行收购首创集团50%股份，公司更名为中荷人寿，这也使其正式变身为银行系险企。彼时，中荷人寿6名董事会成员中，北京人寿派出的高管就占四席。其中，北京银行副董事长史元成为中荷人寿改名后的首位董事长。

尽管2013年中荷人寿再次发生股东变更，巴黎保险集团收购ING集团持有的中荷人寿50%股份，并于2014年10月获监管批准，正式成为另一外资股东。但由北京银行派出董事长的惯例并没有改变。

本报记者注意到，包括王健在内，中荷人寿改名后的五位董事长皆来自北京银行。

回溯来看，2016年6月，强新正式接棒史元，成为更名后中荷人寿的第二任董事长。但仅一年之后，2017年7月，中荷人寿公告称，强新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由罗亚辉接棒。但这一任职，迟迟未得到监管的批准。

需要指出的是，在罗亚辉等待监管批准期间，中荷人寿经历了两位代行董事长职责的人选，一位是杜志红，另一位是季雨。直到2019年，中荷人寿宣布骞丽君为公司董事长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时，罗亚辉依旧没有等到那份任职资格批文。

不过，仅一年时间，中荷人寿于去年10月公告称，由于骞丽君辞任，其代行的董事长职责在新任董事长王健任职资格获批前，暂由公司董事曹卓代行；而由骞丽君原本担任的总经理之位，在新任总经理任职资格获批前，由公司副总经理蓝年绅代行。

2016年至今，中荷人寿董事长一职已经经历了史元、强新、罗亚辉（拟任）、骞丽君、王建五人的交替。若算上代行董事长职责的杜志红、季雨、曹卓，中荷人寿董事长一职在四年多时间里有多达8人触及过。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杨泽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险企更换董事长的可能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还是大股东变动以及经营业绩或者利润未达到董事会的预期。”

“不考虑长期履职到年龄上限的情况，并除去由于新出现的健康等个人的因素，频繁变更主要领导一般不利企业发展，至少从事后看是不利的。因为企业的人事及战略很容易多变，造成组织结构、考评标准、文化等的不稳定性高，损害高管及一般员工形成长期行为导向，还影响外部合作的持续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曾向本报记者说道。

依靠银保渠道存短板

作为银行系险企，借助渠道优势，中荷人寿近十年保费收入增长较快，2010年至2019年，其保费收入分别为14.81亿元、17.56亿元、21.22亿元、25.17亿元、23.38亿元、28.9亿元、40.21亿元、46.94亿元、54.34亿元。

但反观中荷人寿净利润，却并不如人意。2010年至2019年，该公司净利润分别为-1.09亿元、0.12亿元、0.19亿元、0.38亿元、0.32亿元、1.35亿元、-0.66亿元、0.74亿元、0.92亿元。

根据中荷人寿2020年报数据，该公司去年实现保险业务收入64.91亿元，同比增加19.45%；但实现净利润仅为572.69万元，较上年9198.62万元同比下降超9成。另外，根据中荷人寿2020年报，该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居前五的保险产品，排名前四款的保险产品，皆是通过银保渠道销售。

一位寿险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银保渠道相对比较稳定，但银保渠道比较好卖的大部分都是中短期的产品，如年金险、万能险、分红险、投连险之类的产品，因为它符合银行客户的购买需求，但中短期产品负债成本比较高，如果投资表现不好的话，存在利差损风险。“

另一业内人士亦表示，虽然银行系险企拥有强大的先天渠道优势，但通常外部依赖性强，一旦遭遇宏观经济政策、资本市场或是合作机构策略等变化，高成本推动和高回报承诺换取的高增长势必难以为继。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0月，中荷人寿还连发5则变更资金运用风险责任人公告，包括不动产投资管理能力风险责任人、股票投资管理能力风险责任人、股权投资管理能力风险责任人、信托投资业务风险责任人、信用风险管理能力风险责任人。

上述寿险公司人士还向本报记者表示：”银保渠道佣金支出也很高，因为依赖银行渠道，每卖出一份保单，都需要给银行返还一定的中间佣金，这样它的利润就会承压。并且如果它通过银保渠道卖出的产品中，保障型产品占比较小的话，也会面临满期给付的资金压力。”

此言不虚，自2010年以来，中荷人寿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不断上升，2010年-2020年分别为1.01亿元、1.41亿元、1.82亿元、1.96亿元、1.82亿元、2.14亿元、3.26亿元、4.56亿元、4.66亿元、5.27亿元、5.47亿元。

不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总监朱俊生认为，过去银保渠道只能带来规模，不能创造太多价值，但近几年银保渠道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大型险企也在重新评估银保渠道的价值。银保渠道的特点是业务量上来的快，所以很多险企会在规模和价值之间做出一些取舍。不过，从长期来看，通过银保渠道发展期缴业务更有利于将来的业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